“千万不要一座宫殿只是一个建筑！”芒福德说城市的外表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城市生活，不仅在趣味上，而是在价值观上，他把这种城市建设理念称为巴洛克思想观念，这样的城市成了一个阀门，把分散的能量汇聚到一个强大的储存库里，成为一个更大的能量。

　　北京的开放姿态和汇集的能量吸引了全世界的建筑师。英国《建筑设计》2006年评选的100强建筑设计公司中，有32家在北京有规模不等的设计业务。库哈斯以同样的环转摩天楼为不同的城市做过建筑设计，但只有北京接受了他的方案。他的合伙人舍林说，这种结构在世界其他地方获准建造的可能性很小。世界著名建筑杂志《建筑评论》评论国家大剧院说：中国可能是安德鲁遇到的最佳客户。解构主义建筑师扎哈·哈迪德透露她的惊讶：“有什么新主意新方案要付诸实施，在北京都可能做到。”

　　集体崇拜的对象和人们心目中的权威改变了，名建筑师的加入使城市新的追求和形象披上了新的外衣。北京这四大建筑无一例外从一开始就遭遇到来自各方面的抵制，但大型建筑大多是出自城市的精神需要，最终会因其巨大体量的存在只能接受，再把它纳入到新的解释中。世贸双塔设计师雅玛萨奇针对反对声曾辩解说：“人类既然能造摩天大楼，就一定能理解它。”在新的解释中，它们通常能获得一个新面孔。埃菲尔铁塔是最早的典型，在今天的解释中它是巴黎的伟大标志。这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现代社会从根本上禁止任何想要论证其合法性或局限性的企图”。

　　但是也有失败的例子，伦敦的千年穹顶。为迎接新千年，英国在格林尼治半岛上建筑了这个庆典场所，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穹庐建筑，由蓬皮杜艺术中心的设计师理查德·罗杰斯设计。12根100米高的钢铁桅杆拉起总长1公里的钢索网的穹面，它设计为一个巨大的展览中心，12个展区涵盖了交通、生活、游戏、文化、路由等各方面，1999年最后一天正式开放，2000年最后一天因为耗资巨大被迫关闭。追求极限不遗余力，这个方案政府接受的就是理查德·罗杰斯挑战极限的激情，当时布莱尔宣称，这是人类才干、自信和创造力的展示，是重塑未来、开创21世纪的盛会。这个穹顶还得到了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的大奖，关闭之后它的未来不知如何，曾有日本人想买下，又退出，有美国人想把它改做他用，又作罢，各种设想都没能实现。《泰晤士报》报道，有人建议把它卖给纽约，正好放在世贸中心的位置。

　　大都市与首都是不同的两个概念，现代欧洲的很多首都城市是因为其首都的地位而发展成大都市的，比如巴黎直到发展为法国最大最多元的工商业城市后，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首都。现代大都市建筑是神话，要走出波德莱尔看到的那种城市，就要把传统变成一个转换的空间，把那种无望的灰色的故事转换成施展梦想的奇观。

　　英国《建筑评论》称中国国家大剧院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建筑方案。“奢侈的建筑不仅有剧院的功能，它本身就再现了一个剧院，在演一出戏。”当年建筑界批评加尔涅的巴黎歌剧院“浓妆艳抹”，对内部一个观众驻足的地方，批评说，好像歌剧院是为了大楼梯而建的。加尔涅很清楚，歌剧院就是一个仪式场所，专门体验美梦和幻想，所以，他说“进入他的歌剧院，每个人都是演员，变成被奢华美化了的一部分”。尼采佐证：没有人带着自己的最佳艺术感觉去剧院，不论艺术家或观众。他们带什么呢？珠宝首饰、名牌时装、漂亮女友，以及对新生活和社会地位的确认，这是建筑对人的暗示甚至规定。

　　而“鸟巢”的设计有来自政府的具体要求，那就是世界上一个独一无二的体育场，一个能让人过目不忘的建筑。这两点“鸟巢”都做到了。

　　在北京为2008年奥运会兴建鸟巢的时候，伦敦取得了2012年奥运会的举办权，在伦敦奥组委公布的2012年奥运会主体育场的效果图也有一个外号，“伦敦碗”。“伦敦碗”与“鸟巢”同样都能容纳8万名观众。但只有2.5万个低排座位将采用固定基座的设计，“镶嵌”在地面中，其余5.5万个高层座位将采用“活动”设计，可以在赛事结束后拆除。以便在2012年奥运会结束后，弱化为一座小型体育场，主要作为社区体育场使用。而鸟巢的8万个固定观众座位的重要任务与相邻的水立方同样，是在奥运会这个历史机遇中转变形象，拉动城市升级为国际大都市的步伐。

　　建筑师库哈斯同时也是个思想家，他最清楚建筑的社会意义，并且对中国做过深入的社会分析。他说，“我们在做一件在市场经济中绝不可能的事，在市场经济中，你只能把摄影棚放在最便宜的地方，把编剧放在一个比较酷的地方，管理部门放在另一个地方”。而他在北京的做法是顺应北京的城市方式和欲望，并把它做得极端。库哈斯说，“央视新楼显示了当代中国的政治能量和经济能量”。它是北京新建筑中最能显示勃勃雄心的一座，它也是规模仅次于美国五角大楼的世界第二大办公楼。当年曾担任大楼设计竞赛评委的香港地区建筑师严迅奇起初对这个设计方案持相当保留态度，到后来，他也体会出这个设计能代表“某种精神，这种精神也正是中国在这个时期展现出来的东西：不惧权威、敢于尝试，无所畏惧，高度自信”。

　　国家大剧院把主要的使用空间植入地下，表示出光明和黑暗的自然意义对我们不再起作用了，在央视大楼上我们可以骄傲地看到自然重力也不起作用了，玻璃的使用不是使建筑得到解放，而是使城市解放的愿望得到实现，自然的永恒秩序似乎不再对世俗生活构成挑战。这个城市在建筑上体现的勇气和抱负与申办奥运会、加入世贸组织的急切和热情交相呼应。

　　这勇气由于堆积了百年，经过了几番犹疑，其中包含着对落后的恐惧后遗症，进入世界先进行列的梦想，终于在这四大建筑中显示了义无反顾的坚定。2000年的北京建筑依然是新旧混杂的，但大的建筑采用了一套新的体制，像发生在18世纪欧洲的变化那样，开始是模糊的，后来变化突然明朗，旧有的体制和机构开始动摇，宗教与商业、政治分道扬镳。北京也在经历着这个转变。

　　库哈斯在关于“大”的理论中分析过，超过了一定的临界体量，一个建筑就成为大建筑，大的建筑根本不再是城市肌理的一部分，也就不用给予任何期待了。大，不需要城市，它和城市竞争，它夺取了城市，它们的出现必定要彻底撕裂老北京的旧形象。新的经济力量需要老城市，尤其是老首都，因为历史悠久的城市里，聚集着大量的消费者，有足够大的城市空间可利用，有相应的政治权力提供一个更畅通的场所。大都市对旧有城市结构的改变无外两种：一是到郊区去，二是拆和建。原有的城市破坏得越快，资本流通得就越快。没有价值负担的库哈斯也许最准确地表述了一个时代的现实：最无视城市的建筑是最真实的大都市景观。而大都市的力量和容量远远大于它的市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