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因记录着一个城市在特殊历史时刻的内在悸动而被写入历史。1949年北京成为首都，就意味着这个城市将承担着社会和政治的作用和任务，地方性风俗、习惯将被融合在一起，按照政治观念重新塑造，成为国家的概念，所以北京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城市。

　　英国《泰晤士报》不久前报道了一项建筑评比，评比世界范围内正在建设的十大“最具雄心”的建筑工程。评论说，这些建筑工程大都规模庞大，让人过目不忘，最重要的是，这些建筑将改变的不仅是建筑史而是这个世界。北京以奥运主会场、央视新址、首都机场3号楼占据了十分之三。

　　从50年代的十大建筑开始，北京也有一个评选十大建筑的惯例，每十年评选一次。如果评选这十年的十大建筑，不仅有以上三个，还一定会包括国家大剧院和水立方。由于机场3号楼地处市区外围以及其他原因，并没有形成直观的震撼，而其余四大建筑从方案开始的周折不断就显示了它们对北京城市性质的不同定义。

　　什么是建筑？包豪斯的格罗皮乌斯说：“是清晰地表达人的最高尚的情操，他的热情，他的人性，他的信仰，他的宗教。建筑曾经是那样的。”从什么时候建筑不再是那样了？城市研究大师芒福德把欧洲建筑形式和城市内容变化的时间划定在15·18世纪之间，从那时候起，一种新的文化特征在欧洲形成。这种现代城市形式和内容产生的来源是，新的资本主义经济，新的观念形态，新的国家政治结构。城市建筑不再关乎审美或情感，而是对社会秩序的解释，建筑也总是超越功能的，是建筑的形式给人们以经验，赋予城市以结构。

　　中国的城市建筑来自不同的观念形态和政治结构，不能与之对应。从变身为现代国家后，城市也在发生结构性的变化。

　　1953年北京市第一个规划方案《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中确定了政治、文化中心的定位，同时要成为一个大工业城市。当时北京几乎没有现代工业，160多万城市人口有30万人失业，占就业年龄人口的40%左右。为摆脱这个困境，“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开始工业化改造，在朝阳区兴建了大批工厂。从当时的政治理想看，这不仅是为摆脱困境的应对措施，更寄托着对现代化展望和劳动阶级价值观的强力推行。

　　作为政治中心，北京首先是1958年开始的对天安门广场的扩建和建设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和革命博物馆等十大建筑。但开始规划的十大工程其实和今天我们所熟知的不太一样，最初规划里，广场西侧定为万人大会堂和5000人宴会厅两个建筑，东侧革命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是两个，后来才合为一个，科技馆和国家剧院的地基坑都挖了，但没有实施。1959年把已经建成的民族宫和华侨饭店、体育馆补充进十大建筑。当时的北京建筑设计院院长沈勃说：“在延安时，毛主席就设想等革命胜利了，建一个能容一万人开会的大礼堂。”人民大会堂建成后标志着国家政权的形象，此后整个中国被组织到一个全新网络中，参加各种会议成为各党派各阶层新生活的一个基本形式，与人民大会堂意义相仿的礼堂成为城市乡镇的一种普遍标志。十大建筑的完成确立了北京作为中国政治中心的城市形态。

　　到了1982年，北京市编制的《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中不再发展重工业，因为市区工业发展造成能源、水源、用地、交通的全面紧张，影响了政治、文化中心功能的发挥。这个规划中增加了国际交往中心这样一项新内容，因此有了长城饭店、首都机场新楼这种性质的建筑。到了这时，经过了最初的城市改造和十年混乱，旧城区里的新建筑在数量上已超过旧建筑，而整个社会愿望是找回混乱了十年的生活线索，重新安顿世俗常态的生活。因此如何改造城市的矛盾问题在这个气氛下发生了变化，在规划方案中就体现为保护文物古迹的条目，和对住宅、生活服务设施建设的强调。

　　80年代建成的国际展览中心、长城饭店、首都机场新楼、彩电中心、地铁东四十条站、大观园、北图新馆等务实的工程成为新的十大建筑。与50年代对比有一个区别是，80年代的十大建筑是由市民投票、建筑专家评选推出的。这些建筑本身显示了与中国政治政策的改变相应的民生倾向和启动经济的步调。

　　1993年10月修订后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进一步提出建设开放型国际城市的目标，城市规模开始膨胀，大幅度地向郊区转移。土地的有偿使用、基础设施的产业化经营，为这个城市集聚了越来越多的资金，催生着更多的建筑工程。一时间北京建筑众生喧哗，像整个国家一样摸着石头寻找着未来富裕生活的彼岸。90年代的十大建筑就在这喧哗声中产生，为亚运村奥体中心、恒基中心、东安市场、国际金融中心、外研社楼、中央电视塔、植物园温室，新世界中心等。其中恒基中心似乎代表了北京向国际都市发展的第一轮努力。

　　这一轮努力迅速改变了北京的整体面貌，而新面貌模糊混乱，没人会满意这种混乱，“夺回古都风貌”的呼声成为另一种努力方向，它使北京收获了一批大屋顶的“民族风格”建筑。90年代的大屋顶建筑其实是对民族宫、农展馆、北京站等“文革”前建筑形式的模仿。如果说50年代的民族风格来自一种民族独立的自豪，那么90年代的模仿只是用那些来自过去伟大风格的碎片拼凑成的象征性装饰，戏剧性的行为暗示着一种不确定的角色扮演。这种对新城市的迟疑与对新城市的急迫体现在建筑上都同样缺乏从容的自信，尤其是在财力上缺少足够的支持。

　　从某种意义说，国家大剧院是个转折。它是个跨世纪工程，1999年7月，安德鲁的方案获选为国家大剧院的建设方案，今年开始使用。虽然它在建筑上缺乏新意，造价、环保指数以及与环境的关系都曾是争议的焦点，这个方案获选后，49位院士和108位建筑师曾上书反对，但最终没能阻止它破土动工。因为这时候，城市生活的动力和内容已经离开了原来的支柱，北京放下了所有意识形态的抱负，在新的旗帜下聚集了力量，这个旗帜因为鲜明和强大而不可阻挡。因此，央视新址、奥运鸟巢、水立方兴建必定是顺理成章的选择。正如库哈斯在央视新址设计理念的阐述中所说：“这就是中国现在需要的建筑，我给你们带来了。”

　　大型建筑工程通常不是建筑本身的功能需要，也不是建筑工程的技术问题，它总是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等俗话版乌托邦的希望，这些层面的问题又往往交叉、纠缠在一起。北京的四大新建筑不仅代表了雄厚的国家资金在建筑上所能取得的成就，也清晰展示出北京城市性质的改变和城市升级的抱负。